标题:当前不宜推行“教育券”

作者:赵国品 创作时间:2013年11月

尺寸:3470 x 2472 发布时间:201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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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前不宜推行“教育券” 张 晓 冰 最近，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近来，有的地方探索将教育经费按人头换算成一定面额的教育券，由学生手持教育券自主选择学校，政府根据学校收到教育券的情况划拨教育经费。发放“教育券”故事重提，又一次引起社会关注。记得2003年年底，湖北省监利县开始实施弗里德曼式教育券的“义务教育卡”改革，在全国引起过不小的轰动，笔者当时正在教育局长任内，亲历了仅仅只有一年时间的这一场改革实验。 监利县当时是把政府对教育仅有的投入——教师工资总额的一部分（30%）拿出来，根据学生人数分摊给学校。全县556所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和8000多名教师参与了这项实验。全县约21万小学生和初中生参与分摊教师工资总额的30%。 方案实施后出现如下现象： 一是教师工资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有这么几种情况：在农村小学之间，公办教师工资经费向代课教师流动，因为前者的工资基数高，后者的基数低；正常配编学校的经费向缺编的学校流动，即师生比越高的学校教师工资就越高；长教龄和高职称的教师工资经费向短教龄、低职称的教师流动；村办小学教师工资经费向联村办中心校流动，因为很多村办小学是以自然墩台为单位存在，学校学生少，而联村办小学学生相对密集。对教师工资的这种不合理分配，严重挫伤了村办小学教师、高职称教师和长教龄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二是鼓励学生择校，造成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了提高教师待遇，学校只好争夺生源，办超级大班，谎报生源，违反教学规律办班等等，现有的所谓“优质学校”生源暴满，而这种恶性择校造成新的教育的失衡，正是我们今天治理的主要任务。相反，一些薄弱学校或乡村偏远学校生源减少，教师工资也大幅度减少，连起码的生活保证都没有，以致引起教师上访停课，纷纷要求调到城区学校。最终导致乡村学校越来越差，而城区学校更加拥挤，缺教师、缺宿舍、缺食堂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 三是与教育券改革配套的措施之一，是赋予各个学校自行招聘教师和辞退教师的权利。因为各个学校都是公办学校，校长辞退教师的权力没有用足，而自行招聘教师的权力却运用有余，不少在乡镇工作的教师在这次改革中不经教育局的同意就被县城学校自行“抽调”进城，农村学校教师一时大量缺编，村一级形成了以代课教师为主的格局，造成更加严重的教育失衡。 四是教育券改革的实施掩盖了学校严重缺乏教师的实际，许多缺编学校都用“增加”的工资来聘请代课教师，相当于在全县现有教师工资的总额中，发了实际需要上课教师的工资。许多增加工资的学校属于缺编严重的学校，如果不聘请代课教师，就会加大现有教师的工作强度，教师不堪工作重负。 从监利的教育券实验中我们还体会到： 第一，经济学家把教育选择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设计教育券，在教育内部引入适度的市场机制，打破教师的铁饭碗，克服公有体制固有的弊端，这对教育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完全市场选择机制中设计的教育券，却是一种鼓励学校之间违背教育规律形成过度竞争的制度，不利于我国现阶段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二，我国现有教育资源的分配极不均衡，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推行教育券并不能改变这种差别。现有的校舍、土地、设备、师资等等无法公平地体现在教育券的面值里。 第三，如何发放教育券？是全国统一，还是一省统一，或者是一县统一呢？无论是哪一种，都无法公平。即使如监利县一样以县为单位统一发放，但在城镇与乡村，平原与山区，老学校和新学校之间都无法消除公平。从理论上看，一个农村孩子如果得到了一份看似与城市孩子相等的教育券，但是要他去城里“择校”读书，他的实际支出可能要比他得到的那张教育券会更多。况且，目前城镇所谓“优质学校”也已经严重超负荷招生，超级大班普遍存在，根本无校可择。 第四，教育券发放对象的数量难以确定，无法操作。如果按在校学生数发，则对不在校的适龄青少年不公平。即使是在校的学生数，由于教育券的有价性质，会刺激各个学校在上报学生人数的时候，弄虚作假而无法核实。如果按学龄人口发放教育券，虽然地方政府对家庭人口数量的掌握会相对准确，但却有可能造成教育投资流失，学校无意关心学生是否就学，而有可能更加关心与教育券持有者达成某种协议，只要将教育券弄到手再向政府兑现就行。 现在谈到教育券，大家首先会举出浙江省长兴县的例子。其实，长兴县教育券并不是弗里德曼意义上的教育券，他们是面向四种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民办学校、职业教育、贫困学生、农村技能培训。这其实是另一美国学者亨利•M•莱文介绍的公共教育选择中的另一种制度安排，即“小型教育券”：学生可以在公办学校范围内和范围外选择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目前南京市在学前教育阶段实施的教育券拨款方式也属于这种类型。 我国曾经积极主张推行教育券的学者薛兆丰、吴华和美国学者艾萨克于2005年6月到监利进行了一周的调查，他们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监利教育券在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完整性、彻底性以及政策设计的策略性等方面都超过了国内所有的教育券实验。这个方案终止实施的主要原因，除了政治压力之外，资源约束条件是最主要的因素。我国当前并不适宜推行弗里德曼式的教育券。